“青青子矜,悠悠我心；但為君故，沉吟至今”，管理實踐中，有個問題常令職業(yè)經理人沉吟不已：授權。與授權相對應的是要權，要權與授權是管理敏感區(qū)，也是讓人糾結不已且易滋生上下隔閡的問題，這在職業(yè)經理人身上表現(xiàn)得尤為明顯。比如，對上時，認為自己“拿得起”所以想開口要權，開口又怕上司“看不起”，不開口又怕上司“懂不起”，無論上司“看不起”還是“懂不起”，自己都會“傷不起”；對下時，不授權怕下級說自己“懂不起”，授權又怕下級“拿不起”而導致自己“傷不起”，監(jiān)督授權又怕被“看不起”。此如情竇初開的青年男女，表白，怕做不成朋友；不表白，怕只能做朋友；托付，怕對方辜負；不托付，怕辜負對方。從此角度看，要權與授權貌似難以找到皆大歡喜的平衡點，故而常使職業(yè)經理人困之其中而憂心不斷、沉吟不已。蘇軾《題西林壁》有云：“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”，說是看問題要站準角度。有些問題，當你站在這個角度看，會發(fā)現(xiàn)問題總是“剪不斷，理還亂”；當你換種角度看，突然發(fā)現(xiàn)所有問題原是“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”。例如，有人曾問我：什么樣的人生才算幸福？其實，幸福只是一種虛無的角度對比。卞之琳的《斷章》寫到：“你站在橋上看風景，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。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，你裝飾了別人的夢”，這首詩其實是說：每個人總是在別人身上看見自己的幸福。比如，你從財富的角度定義幸福，和富人比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壓根就沒有幸福過；和窮人比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原來一直很幸福。你從家庭和睦的角度定義幸福，看到初戀與其愛人大打出手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很幸福；看到初戀與其愛人其樂融融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很悲劇，等等。無論你從哪種角度定義幸福，無論你在和誰比幸福，當你站在所有人的角度來審視人生時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：人無論貧富貴賤，每個人都有程度相似的喜怒哀樂，縱觀每個人日出日落的一生，沒有誰會比誰幸福。明白此理，你就會自覺放下對幸福的刻意追求，諸多煩惱就會煙消云散，你的人生就會變得很輕松。類同人們定義幸福的角度，職業(yè)經理人之所以在“要權”和“授權”問題上糾結不已，原因就是看問題的角度沒站準。為什么這樣說呢？首先，職業(yè)經理人為什么想“要權”？原因就是許多職業(yè)經理人把權力當作管理的基本工具，誤以為沒權力就沒法管理。權力真的是管理的基本工具嗎？我黨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“依法治國”，也就是說，治國工具只有一個：法。企業(yè)亦如此，法規(guī)制度是企業(yè)管理的基本工具，此即韓非子所說的“治民無常，唯法為治”。其次，我黨提出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”，這句話背后的寓意是什么？就是明確了權力不能脫離法規(guī)制度單獨存在。當管理工作中出現(xiàn)授權問題時，說明權力已經脫離法規(guī)制度單獨存在。權力脫離法規(guī)制度單獨存在意味著什么？意味著這個單位的管理是權大于法的人治狀態(tài)。權力一旦脫離法規(guī)制度單獨存在就會成為洪水猛獸，此時，縱使賢明的管理者也會擔心下級“拿不起”而在授權問題上難以抉擇。再次，如何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”？多數(shù)學者觀點是“依法行使權力”，這其實還是站在“權力單獨存在”的角度來思考問題。況且，“依法行使權力”靠的是“自覺”，但“自覺”靠得住嗎？況乎“地球是轉的、人是會變的”。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，辦法只有一個：權力法制化。比如，企業(yè)規(guī)定：“人力資源部負責員工職稱晉級條件審查工作，凡符合晉級條件者須于審查結束日起3日內宣布晉級，審查有錯漏影響晉級結果或逾期未宣布合格者晉級者，對人力資源部主管作降一職并調離處理”。雖例雖有待商榷，但如此一來，員工能不能晉級就由法規(guī)制度說了算，而非人力資源部說了算，這就是權力法制化。權力法制化的本質是消除法制中的人治空間，杜絕人治合法化，從而避免權力人物化和崗位化。

　　最后，權力一旦法制化，權力就會回歸到法制中，權力人物化和崗位化的問題就不復存在，要權和授權的問題就自然失去討論的基礎，管理者的擔憂、經理人的糾結、下屬的抱怨等問題就會自動化解。在此情況下，員工會看到個人前途命運是由規(guī)則來決定而不是由人來決定，他們就會記牢規(guī)則、盯牢規(guī)則并隨時做好告狀準備。此時，誰若試圖改變他人的前途命運，那他的前途命運就會被規(guī)則立馬改變，如同上例中人力資源部主管的命運一樣：只要有人盯上他的位置，只要他損害他人利益，或是意圖為他人謀利，他的前途命運就會在“一告準倒”中被改變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職業(yè)經理人若能站準角度重新定義“管理的基本工具”，就能樹立科學權力觀，就能對其角色進行科學定位，終而成為一名優(yōu)秀的職業(yè)經理人。